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谈“减负 热中的冷思考

“合理的学业负担再重都不能减少，无效的学业负担再轻也不能增加。”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一直没有停下对“减负”问题的思考。他认为，目前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分区域、分学段调研学生学业负担构成要素，评估哪些负担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再对症下药。

“‘减负’问题不能被过分夸大，不存在没有压力的学习，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学生成长成才必须要承受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张政文的想法与唐江澎不谋而合。张政文告诉记者，他在欧美国家考察时发现，在那里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定位，选择上普通的公立大学或者社区大学的孩子，普遍学得非常轻松，但是立志上顶尖高校的孩子，同样面临沉重的课业负担和异常激烈的升学竞争。

在唐江澎看来，讨论“减负”要把靶心对准无效的学业负担。无效的学业负担特征之一就是违背儿童成长规律。“举个例子，科学研究表明，孩子的指关节通常要到七八岁时才发育成熟，过早握笔写字其实会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唐江澎呼吁，学校和家长应该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递进式地让学生承受合理的学业负担。

唐江澎进一步解释，无效的学业负担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就是以碎片化知识、短时记忆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方式。死记硬背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步遗忘，并没有真正内化为能力和素质。

“我们要以考试评价方式的改革促进学习方式的改变，让学生能够通过合理的负担培养受益终身的关键能力。”唐江澎说。

同样关注“减负”问题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他的思考凝结成了提案里的四个字——精准控负。他认为，每一名学生的学业负担状况各不相同，教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收集与剖析，了解学生成长阅历、常识根底、认知特性，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点和精准助学。

家长的焦虑心理也被认为是学业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认为，如今的中小学生家长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从“零”开始，通过艰苦的学业竞争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自然会对子女的教育抱有很高的期待与要求。不过，倪闽景话锋一转：“这种心态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改变。这一代人的子女已经拥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社会阶层地位，对未来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远低于父母，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会逐渐趋向理性。”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9日第3版